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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焦主攻方向 提高供给质量
2020年11月12日14:15:38    来源:中国网

  张纲: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

  党中央、国务院明确提出,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,从生产端入手,提高供给质量,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,推动我国经济向更高质量、更有效率、更加公平、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。这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必须坚持的战略思路。

  提升供给质量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。近5年来,我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从83.06提高到83.51,累计增长0.45;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检出率从10.2%下降到8.4%,降幅达1.8个百分点。这组数据既反映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实效,又展现出产业间结构优化的趋势。例如,以先进制造业为标志的质量主导型产业比重逐年加大,2016年我国智能电视的产量达到9310.1万台,在彩色电视中的产量占比达到59.04%,同比提高11.05个百分点;工业机器人的产量达到72426台,同比增长119.7%;新能源汽车的产量达到45.9万辆,同比增长39.9%。质量提升提振了消费信心,促进了消费升级,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。2016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3.2万亿元,同比增长10.4%,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出主要拉动作用。

  全面提高供给质量任重道远。尽管质量提升取得了阶段性进展,但我国与主要工业国家质量水平仍有显著差距,这种差距不是偶然性、局部性、微小性差距,而是系统性、全局性、结构性差距。一是产品质量合格率总体偏低。2016年我国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虽然同比提升了0.5个百分点,但仍有8.4%的产品抽查不合格。其中,有14种产品抽查合格率低于80%。产品质量一次合格率不高,增加了制造成本,影响着消费信心。二是制造业质量效益普遍不高。2016年,我国企业质量损失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约为2%,远超发达国家(日本约为0.76%);出口商品平均单价为12.76美元/千克,远低于德国(53.58美元/千克)、日本(29.72美元/千克)、美国(18.72美元/千克)。“中国制造”徘徊在产业链、价值链的中低端。三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匮乏。2016年,世界品牌价值评价实验室(Interbrand)发布的全球最佳品牌100强中,只有2家中国企业,而美国高居榜首,多达52企业,其中制造企业24家。四是质量技术基础薄弱。我国被国际承认的校准测量能力仅为美国的53%,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仅占总量的0.97%,产品质量检不了、检不准的问题突出,高端测量仪器仪表、高性能检测系统和仪器基本依赖进口。五是出口商品屡遭境外通报召回。多年来,中国出口产品遭美、欧通报召回产品批次的占比高居榜首,其中2016年度占美国通报召回产品批次总数的54.6%,占欧盟通报召回产品批次总数的56.3%,约40%的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,出口贸易直接损失达933.8亿美元。现阶段,在世界经济仍然低迷、“逆全球化”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背景下,全面提高供给质量不仅更加紧迫,也更具有挑战性。

 

  提高供给质量必须深化改革。提高供给质量是一项系统性工程,必须坚持改革创新、综合施策,既要解决当前的突出矛盾,又要着力构建长效机制。一是创建质量效益型发展的新目标。打破狭义质量分析观,将质量与效益紧密联系,确立两者衔接、统一的指标体系,使企业、行业、社会、政府明确质量和效益同步提升的路径,为质量创新注入更大驱动力。二是建立产业结构分析的新方法。借鉴欧盟经验,基于质量维度将产业分为质量主导型产业、质量-价格中性产业、价格主导型产业。有针对性地通过质量投入,促进质量进阶升级,优化产业结构,引导制造业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。三是创建国家质量基础建设(NQI)的新优势。统筹布局,整体构建计量、标准、检验检测、认证认可技术支撑体系。在实施国家科技重点研发计划(NQI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)的同时,设立一批国家质量基础应用示范基地,为中小企业提供质量升级的技术服务。四是创新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机制。建立全国统一、资源共享、反应灵敏的工作格局,持续推进风险预警体系建设,有效跟踪、研判、评议、应对技术性贸易摩擦,帮助企业按照更高技术标准提升产品质量竞争力,为制造业“走出去”提供制度性保障。五是实施质量提升重大工程。以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装备及热点消费品为切入点,设立一批质量攻关项目,如数控机床质量升级、高铁关键零部件质量突破、通讯移动设备核心部件(芯片)标准突破、家用电器国际比对、婴幼儿奶粉质量稳定可控、高端检测仪器和医疗器械国产化等,解决重点领域的质量可靠性、一致性、安全性、适用性问题。同时,推进消费品“同线同标同质”工程、基于大数据的质量信息平台建设工程等。六是创新制度政策体系。制定质量促进法和质量责任法,完善质量法制体系;设立标准创新型企业、质量引领型企业制度,享受国家扶持政策;构建质量导向的财税优惠政策和质量融资增信制度;建立技能型人才成长的激励制度体系(含薪酬、户籍、生活、政治待遇等);创立综合性的国家品牌建设示范区;培育质量文化产业等。七是完善“大质量”工作格局。围绕改善供给侧结构、全面提高我国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中心任务,强化统一权威高效的管理体制,全面推进质量强国战略,包括制定质量发展规划,统筹质量管理资源,完善质量促进政策,实施质量综合管理,组织质量提升工程,建设质量基础设施,营造质量品牌培育环境,加强质量监督执法活动等。(国务院参事 张纲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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